三、法家與儒家的關系。 

法家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“有法無情”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。 

這在中國的企業(yè)中有時很難真正做到。完全采用法家管理的企業(yè)剛性化很強，但管理者很容易成為沖突的焦點。 

儒家管理則以三綱五常為代表，講究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講究“刑不上大夫”，更多體現的是法外有情，甚至是情大于法。 

法家與儒家，二者結合起來，管理就變得更為容易，這一點對于弱勢的管理者尤為重要。 

還舉一個例子。 

某企業(yè)一直嚴格考勤，但有一天早上天降暴雪，幾乎所有人都遲到了，這時候你作為剛到任的企業(yè)老總，應該怎樣做呢？ 

法家的方式是“沒有任何借口”，一切按制度規(guī)定辦事，該罰多少罰多少，而且先從管理干部開刀，加倍處罰； 

儒家的做法是“下不為例”，誰能做得了老天爺的主呢？大家也不是有心來晚的，睜一眼閉一眼也就過去了。 

前一種方式，只有法沒有情，員工雖有所警醒，但難免心中怨恨，遲到是沒有了，但保不齊就在其他工作上“報復”管理者。 

后一種方式，只有情沒有法，這一次不管，下一次更難管，天長日久，制度形同虛設，管理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。 

這家企業(yè)采取的方式是，老總親自到大門外迎接所有員工，跟員工握手，為他們撣去身上的雪花，道一聲：辛苦了，感謝你冒雪前來工作。 

而回到辦公室，各部門經理則召開會議，對下屬嚴厲批評，“公司制度不可廢，下次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必須按時到達”。 

我們可以看到，這種外表儒家內部法家的管理方式，更適合中國企業(yè)現狀。這種模式古已有之，史稱“陽儒陰法”，或“儒表法里”。 

通常情況下，當管理者處于弱勢狀態(tài)時，自身權力基礎先天不足，這時候一味“按規(guī)矩辦事”，就會陷入只擅長謀國，而不擅長謀身的尷尬境地，最終“身死而國滅”。 

管理者不但要學會“立規(guī)矩”，更要學會“破規(guī)矩”，如果訂立好各項管理制度就能完整大吉，那么還要管理者做什么用呢？ 

外方內也方，棱角分明，這是強勢管理者才有資格使用的管理方式。對于弱勢管理者，外圓內方不失為一種有效之舉。 

四、獨裁與民主的關系。 

《孫子兵法 始計篇》中有一句話，“將聽吾計，用之必勝，留之；將不聽吾計，用之必敗，去之”，意思是說聽話的下屬就留下，不聽話的就讓他們卷鋪蓋走人。 

這是典型強勢管理者的做法，是一種霸氣十足的“獨裁”。 

但在現實中，企業(yè)的每一位營銷管理者都具備孫子那樣的優(yōu)秀軍事才能和卓越的實戰(zhàn)水平嗎？ 

恐怕大多數人都有很大差距。 

這也說明管理者必須在獨裁和民主之間尋求一種平衡。 

對于弱勢管理者來說，他們的領導風格應該更偏向于民主，而不是獨裁，這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點。 

 管理者大致有以下幾種決策方式： 

1、領導直接做出決策，向下屬宣布； 

2、領導做出主要決策，向下屬“兜售”； 

3、領導聽取下屬意見，然后做出決策； 

4、領導做出初步決策，允許下屬修改； 

5、領導提出具體要求，授權下屬集體決策； 

6、領導提出目標要求，授權下屬自主決策。 

我們可以看到，越往前則越接近于獨裁，越往后則越接近于民主。 

對于那些強勢的管理者來講，他們的眼界、能力、資歷、水平遠超于下屬平均水平，這時候適當的獨裁并不是壞事，既可以提高決策速度，還可以避免團隊走過多彎路，也就是說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”。 

而弱勢的管理者，則不具備前者的種種優(yōu)勢，他們可能與下屬資歷相當，只不過稍稍出色一點點；也可能是了解過程太短，自身的能力與人格魅力尚未展現，缺乏足夠威信。這時候，采用后面幾種決策風格可能更為合適。 

秦朝末年，劉邦斬白蛇起義。一同出道的蕭何、曹參等人實際上也有做最高領導人的資格，只不過由于劉邦為人豪爽、敢冒風險，才公推其為首領。 

由于權力基礎不夠堅實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，劉邦一直遵循“弱勢管理”的基本法則，與張良、陳平、蕭何、韓信、酈食其、叔孫通等人，共同決策、發(fā)揚民主，成就了一番帝王基業(yè)。 

作為一名管理者，我們是否也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呢？